概呗。”

“那我给你换上‘大概’，以后不要用这个词了，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才知道有这么一个词。”

娘不服气：“我都写两年了，没事还看书，咋也算小学二年级学生吧？还不兴俺用个词啦？”

“不行。你一直用大白话讲故事，这也是你的风格。突然冒出来个文绉绉的词，别扭。”

她说：“老师，我知道了。”

第三本书交稿后，编辑跟我说打算配插图，想不起来哪位画家更合适。

我说：“我娘年轻的时候会剪纸。”

编辑说：“可以让姜奶奶试试。”

当时娘已经买回彩笔，没事的时候涂鸦了。我让她继续练，试着画故事里提及的蛇、石磙、棉车子。

她画了一下午很泄气：“画啥不像啥，俺不画了！”

“你才开始画，要是画啥像啥，那些画家就得饿死了。反正天冷路滑上货不方便，你慢慢练吧。”

她急了：“不行！你马上给编辑打电话，他爱找谁画找谁画，俺不画！着急上火的，俺图啥？”

我也有些气：“行！我马上发邮件。”

邮件写完，我没发送，万一她改变主意呢？

第二天早晨我刚进门，她就说：“我还是学画吧，画不好人家不用呗，玩啥不是玩呢？”

我故意问：“那你昨天怎么说的？”

“张老师，我错了。”

编辑虽然决定先出文字版，以后再配插图，各种各样的画笔却成了我娘的新玩具。

1985年艾苓考上大学时母女合影。这一年，姜淑梅48岁，艾苓18岁。

2016年，作家母女的合影。

娘的住处跟我教书的绥化学院隔一条马路，我每天必去，很晚才走，太忙就不回家了。我跟娘说：“这儿是作家工作室。”

娘的文字像从泥土里挖出来的瓷器，我要擦去上面的灰尘，但必须小心翼翼。我的原则是只改病句，删除重复的内容。

最初我用红笔改，后来发现另有捷径，我把病句读给她听：“这句话有毛病，你听出来没有？”

有时候她能听出来，听不出来的毛病我得跟她讲错在哪里。我让她把这句话说一遍，再说一遍，我按照没有语病的口述录入。

写作，出书，媒体报道，给了娘前所未有的快乐和自信，也给了我打击和压力。

成名以前，她的身份介绍是“张老师的母亲”；成名以后，我的身份介绍变成“姜淑梅的女儿”。仅此也就罢了。

磨铁图书公司不时把加印信息告知我，我自然要告知她。她问：“你三本书加印过几次？”

“一本都没加印过。”

娘侧头问：“都说你写得好，写得好咋不加印呢？”

直指痛处，特受打击，但是我得承认：“还是写得不好，写得好就加印了。”如果她不是我娘，我一定会嫉妒她。

痛定思痛，以娘的作品为参照审视自己的作品，我发现问题：她的文字没有说教和文艺腔，我总想阐释一个道理；她的作品出自乡间田野，我的作品更自我更小家子气。

意识到问题，我开始规避腔调和道理，也开始上货。以往去外地出差，我都看看风景看看朋友。现在抽时间单独约见学生，看看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力所能及提供帮助，也写出一批学生故事。爱人是我作品的第一读者，他说：“确实超出你以往的作品，我被打动了。”

娘还是大清早起来，抱着沙发枕垫用废纸写作，各种说明书和废纸壳的背面都不放过，成为手稿的一部分。除了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做仰卧起坐，她还带着邻居一起做老年回春保健操。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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