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

一九四九年八月，汤任福建省主席兼厦门jing备司令。在解放军进攻厦门时弃军而走并将总部移到金门，督导李良荣二十二兵团，在胡琏十二兵团部分抵金门后，渡海进攻金门的解放军全数阵亡、被俘，此为金门战役。之后前往台湾任战略顾问。汤氏在内战时表现极差，将一生勋业败尽。徐州绥署之攻势的确为其攻势作战指挥之素养不足，而对京沪防卫战则有过大的期待，但整体败局实在无从挽救，厦门之弃军而走则为一生之最大污点。

名噪一时的李宗仁回忆录中对汤恩伯的猛烈批评几乎成为后人评汤的主要经典依据，以致其名声恶劣异常。而汤恩伯一生坚持的**立场，也使**对之绝无好评。

汤恩伯以南口血战被称为抗战铁汉，但是在之后的抗战中被民间戏称为”见死不救汤恩伯”，“爱民如子汤恩伯”，对中国抗ri战争的负面贡献不可磨灭。他在因虚功晋升、统御大规模部队之后，单靠对河南省征税供粮饷以致无力顾全军纪。有人认为河南人以“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形容河南当时之四大灾害。其中的“汤”就是汤恩伯：但也有人认为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汤就是土匪的意思。依照汤恩伯的宿敌李宗仁在其回忆录的暗示，汤恩伯军队的军纪非常败坏。

汤恩伯在对**的战争后期受限于大环境，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唯效忠蒋介石，将国家财物及军队尽可能运往台湾。汤恩伯在ri本去世之后蒋介石在阳明山革实院讲话，即骂汤氏“与其在ri本恐，为何不在上海死”。

曾有人这样总结说，汤恩伯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胜少败多的一生，是大踏步撤退小步幅进攻的一生，是给十三军带来恶名的一生，是追随蒋介石最终被抛弃的一生。

汤恩伯将军作战时的指挥习惯颇有意思，他在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参谋长为宋涛，副参谋长万建藩。宋参谋长每天在汤总部管理大大小小的琐事，总部人员讥之为常务参谋长，万副参谋长平常不大到总部上班，一有战事，宋参谋长留守，万副参谋长则到总部指挥作战。汤恩伯在作战时，喜带参谋一人（带地图），副官一人，短枪卫士七八人，电台一部，乘汽车一辆到前线找个军部住下，随军行动，对前线部队就近用有线电指挥，对总部用无线电指挥。汤恩伯往往亲自拟稿，交译电员译好发出，若交通困难则改骑马。汤氏之喜怒无常有一趣事，一九四三年初汤氏到临泉巡视，当地请汤看戏，排了个棒打薄情郎。汤氏看完，即吩咐将总部某秘书谢某关起来。众人与谢秘书均莫名其妙，原来这个谢秘书也丢了一个小脚老婆在总部的镇平留守处，不给生活之资变相遗弃。谢太太悲愤之余，有个冒失鬼出主意，不妨拦车告状，于是一次汤氏车队经过，谢太太即拦车递上状纸，汤恩伯看看就忘了。

这回看了戏触景生情，马上“主持正义”，莫明其妙地将谢秘书关起来，关起来后却又忘了，没再追问，总部就将人放了，不了了之。

汤恩伯曾兼任武义县私立咀招初级中学董事、董事长，多方为学校筹集资金，给学校捐资法币一百万元，捐赠房屋一座、山八十亩，少量田地，以及至今尚存的钢琴一架。

一九四八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汤在一九四八年冬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被调任浙江省主席，陈仪见国民党败局已定，因不愿与蒋介石同归于尽，准备通电起义。为确保起义安全，陈在上海晤见汤恩伯，对他进行了起义的鼓动活动，要汤一同起义。汤恩伯在关键时候出卖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陈仪。事后，汤电告蒋介石，并嘱咐军统头目毛森切实注意陈仪的行动。一九四九年二月，蒋免掉陈的省主席职务。

陈闲居上海，时汤已任京沪杭jing备总司令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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