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写作的自由，也有创作的自由，写作与创作都需要将自由作为前提，作为保障，作为精髓。没有自由的写作只能是写作，达到不了创作的境界，只有有了自由，写作才能达到创作的境界。创作的境界一旦出来，思想性也就呼之欲出，或者进一步说，思想性也出来了。

那些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都具有自由的环境，即使没有自由的环境，写作也能变成创作，也有深刻的思想，那是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他们这一代人而写，为下一代人而看，他们可以任由自己自由的心灵驰骋。但这样的思想家得靠运气，得靠那些能够传播其思想的运气，如果没有运气，他们的思想也会如流星划过，同时代的人看到了，后面的人只是通过前面看到关于流星的想象。至于流星是什么，那就谁也搞不清楚了。

大概谁也没有如苏格拉底般的运气，他遇到了柏拉图，没有柏拉图，苏格拉底也就是苏格拉底，甚至在后人的眼中也就是一个恶俗不堪的苏格拉底。因为他的同时代的一些人对他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不同的史书对苏格拉底评价不同，苏格拉底之死，说是暴政也好，说当时的人不厚道也好，说苏格拉底从思想上腐蚀青少年也好，毕竟苏格拉底不容于当时的时代。正是因为有了柏拉图，才有了《理想国》，才有了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正面形象。可人类历史上有几个柏拉图，有几个有苏格拉底的运气呢？

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是在为自己的心灵写作。出版自由无所谓，先让自己的心灵自由起来，放飞起来，如果自由的心灵与自由的环境融为一体，其思想生于时代，与时代共享，又超越时代，为世代共享，那就是思想家的幸事，也是人类的幸事。如果没有自由的环境，他们因自由的心灵也会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但这些伟大的作品能够为世人所发现，也是人类的一个奇迹。我们经常看到的是，那些伟大的作品大都出自于自由的环境或在自由的环境中被挖掘、被发现、被诠释、被传播的。

自由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制度环境，另一个方面是思想市场。一个良好的制度，才会出优秀而卓越的思想和思想家，这个制度无论以什么样的名称出现，都必须保障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对这些自由进行实质性的保障，写作就是玩官文，玩八股文，玩形式主义，玩华丽的辞藻。一个思想家的智慧就会在玩中迷失了自己，成为思想的奴隶，权力的玩偶。

思想家不是被造出来的，而是在一个自由的创造环境中激发出来的。思想市场不是思想家的特权，思想市场也不是让每一个人对思想家在其中供人顶礼膜拜。

在这个思想市场中，每一个人都是思想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有平等进入市场的准入证，每一个人也可以平等地退出，思想市场也是来去自由。每一个人都会在思想市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每一个人的思想都会在思想市场中接受检验，接受选择，接受思想的竞争，那些在思想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的是沙子，留下的就是金子，套用一句俗话说，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

任何人的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人都活在具体的时空中，每一个人的生命与价值大都体现在具体的时空中，在时空中寻求永生，在时代中寻求永恒。

时代决定了人们写作的时效性，没有时效性的写作也就没有时代感，也就不可能在时效中寻求永恒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看看那些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在时效性中获得了永恒。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就不会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如果没有美国的民主，他也不会写出《论美国的民主》。如果没有公平与正义的问题，罗尔斯也就写不出《正义论》。

我们处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时代是所有人都可以写作的时代，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思想者的时代。互联网彻底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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