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舆论开始对日本发出警告，有些人建议同盟政府限制向日本的石油、粮食出口，迫使日本政府做出让步行动。

对于此时还是很小事件的顾正红事件，上海租界当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或许不是他们本国政府的本意，这些在上海作威作福惯了的领事、巡捕门一开始就很自然的站错了队。18日，募捐的当天，租界当局竟然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我怀疑，这帮自命文明的人大概是受了什么好处。在次日的声明中，我对租界政府公正性表示了公开的怀疑，指责租界巡捕腐败，这成了我要求中外联合调查的理由。

23日，我在督府约见美、日、英、法、德等各国驻沈阳总领事，再次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意愿，我想他们发出警告，此次事件如果控制不好，很可能引发全国的抗议运动，那时恐怕各国的在华利益都会遭到损害。但是，他们当中，只有德国领事出于两国的友谊，公开发表了申明对我的建议表示支持，有颜惠卿在，自然我的建议也就是北京外交部的观点。美国领事对我的话将信将疑，但是，由于私人关系，当然也顾及了美国政府的形象，他对枪杀暴力事件表示了谴责，并表示对“扰乱治安事件”感到不解，建议中国和各国联合此次事件，还中国人一个公道。

沈阳的领事们的声明很快的就被北京的各国公使们大致的重复了一便，圈内人都明白北京和沈阳外交界的不同寻常的关系。24日，当上海工人悼念顾正红时，再次发生了四名学生无辜被捕的事件，当然我再次发表了声明，强烈怀疑租界领事和巡警收授贿赂，枉顾法律，与此同时，各大报纸纷纷开始登载目击证人证词，那就是一个调，租界是个腐败横行地方，中国人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如此的论调，无疑是给自视文明的人一个狠狠的耳光，各国公使立即公开“辟谣”，表示觉无此事，但是当记者追问对众口一词怎么看时，各人又开始支支吾吾。

5月下旬，陈炯明在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撤离了广州城，带着不到两万的残兵败将逃往广东西南，他企图在湛江获得英国人的补给，或许他还与进一步进入广西的打算。督府军在城市争夺战中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死伤接近15000人。而在湖南，动员起来的湖南省军越战越强，起初的部队由于指挥官经验不足，士兵没有充分的训练，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被迫防守。但是，他们的优势就是损失了马上有人补上来，而叛军则不同，他们不得民心，死了一个就少一个。到了下旬的时候，叛军在损失了近一万五千人后，终于失去了攻击的能量。

英国人现在是郁闷的不得了，我想他们原来的计划大概是，先是赵部举兵，引诱两广军队北上，然后陈军乘虚攻占广州，断两广军队后路，最后南北合击一举消灭南方的革命势力。他们的计划本身还算完美，执行的也十分出色，特别是暗杀廖仲恺、邓铿行动的成功使得南方一度陷入了指挥混乱之中。但是，英国人忘记了一点，那就是革命中的战争往往是充满变数和不可预测性的。赵陈的叛变造成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声讨，就连吴佩孚和英国本身也不敢公开表示对叛军的政治支持。

当陈炯明进入广州后，他才发现，已经革命化了的广州城是不欢迎他这个可耻的叛徒的。警卫团士兵除了同叶挺一起突出城外的部分外，还有不明人数的士兵在市民的支持下坚持战斗，这使得广州城迟迟不能稳定，再加上他们得不到广州周边地区的支持，不明情况的陈军行动迟缓，没有迅速打击东部黄埔一带和南部顺德、番禺一带的督府军，给了汪精卫以调集援军的机会。另一个意外是，本以为两广军队南下后，还有五万多军队的赵恒剔将会轻易的取得湖南的胜利并南下会师广东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由于湖南的广泛动员，湖南新军配合留守的湘军和白崇禧的一个旅以伤亡超过两万五千人的代价先是五月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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