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签订了协定，但是我通过军事试探知道，日本是不会容忍中国在民主的基础上完成全面统一的，看来我当初的决定没有错。与其抽空后方防御力量，主力部队入关同关内的百万军阀部队混战，在我看来还不如集中我的有限力量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日本人，最少也要控制朝鲜半岛，达到巩固后方的目的。倘若不如此，我为了统一把国家打了个稀巴烂，耗光了我有限的钱财，最后很可能在我最不愿的时机迎来自己最凶恶的敌人。

11月16日，协定签订后的一天，我就下发了秘密命令，要求所有的要求中的装备必须在1926年7月1日前交送部队，军工厂为了加快生产速度而额外增加的支出有政府补偿，同时下发部队的命令和要求部队必须在9月之前使得所有的新装备能够有效的投入战斗。这一道秘密命令实际上体现了我的战略思想，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就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做好准备。这样我才能选择最有利时机发牌，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使敌人处于最不利的地位。

12月，随着两艘新的义犬级巡洋舰“刘步蟾”、“杨用霖”号正式服役，我发布命令将现有国民军海军的三艘“新式战列舰”、各式的六艘巡洋舰、十五艘驱逐舰、十二艘护卫舰、十八艘潜艇以“战列舰”为中心，编组为三个战斗群，每个战斗群拥有一艘新式战列舰、两艘巡洋舰、五艘驱逐舰、四艘护卫舰、六艘潜艇，番号分别为第1、2、3战斗群。由于所有的“新式战列舰”的武库已经基本配备完整，我同意了巡洋舰队司令提出的要求到渤海湾甚至是北中国海上训练的建议。

1927年的新年我是在盘算中度过的，扩军备战无疑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也为大企业提供了不可多得商机。要知道，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采购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是现在才出现过。我甚至怀疑，如此下去，有些人甚至会头脑发热要挑战全世界。同盟的钢铁产量在25、26年分别增长了70万吨、80万吨，总产量达到了创纪录305万吨，煤产量则达到了7000万吨，石油产量在25年的280万吨的基础上增长到了410万吨，汽车产量达到了9.5万辆，军用飞机的年生产量达到了500余架。这样的工业规模已经使得同盟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俄国的工业实体。

同盟所有的战略物资的生产都已经在我的规划下进入了相当的规模，同盟的低价粮食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而且大量的出口关内、特别日本，同盟每年三分之一的石油产量运销日本。这两项物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或许是日本在这一年合同盟达成妥协的原因之一。从常理看来，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进口方之前，和同盟开展，某种程度上是自杀的行为。但是，协定签订后形势表明，正如日本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所言，“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生存还是毁灭，日本已经别无选择！”

1926年的日本上层社会可谓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安定之中，这一年现代日本的第二任天皇--大正天皇去世，太子即位是为裕仁天皇，这一年就是日本的昭和元年。国民军在长城会战中的惊人战斗力使得日本对中国军队轻视有所改变，原因很简单，皖军某种程度上是日军的翻版。对此的研究、争论迅速的席卷日本军界，但是徐树铮的“夸张描述”并没有使得日本军界吸取教训。在中日冲突中受伤回国的冈村大佐向陆军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对国民军做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分析和判断并对日军的改革提出了一些见解，不过老人政治的日本军部上层根本没有重视冈村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和日军相比，国民军的军官要年轻许多，很多将军都只有三十岁左右，由于军事装备的快速更新，军事教育体系的完善，各种军事理论的争鸣，年轻的军官们的军事思维变迁是极其惊人的，这和日本从第一次中日战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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