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佛之父师，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经云：‘求于无上正真之道。’又云：‘体解大道，发无上意。’外国语云：‘阿耨菩提，’晋音翻之‘无上大道’。若以此验，道大佛小，于事可知？”[3]卷110372—10373慧乘答曰：“聃乃周末始兴，佛是周初前出，计其相去二十许王，论其所经三百余载，岂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时道乎？句虚验实，足可知也。”[4]卷24《释慧乘传》他又诏问僧人“佛教何利益”，“弃父母之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间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损益二宜，请动妙释。”[3]卷110372—10373对此诏问，法林答曰：“四趣茫茫，飘沦欲海，三界蠢蠢，颠坠邪山，诸子迷以*，凡夫溺而不出，大圣为之兴世，至人所以降灵，遂开解脱之门，示以安稳之路。于是天竺王种，辞恩爱而出家，东夏贵游，厌荣华而如道，誓出二种生死，志求一妙涅，宏善以报四恩，立德以资三有，此其利益也。毁形以成其志，－－－－－－变俗以会其道，故去君臣华服。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福幽显，岂拘小违；上智之人，依佛语故为益；下凡之类，亏圣教故为损。”[1]卷9039427从唐高祖李渊对一些高僧大德的诏问中，就已经使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佛、道二教的思想情感倾向。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唐高祖终于在武德八年（625）借“幸国学”释奠之际，“堂置三坐，拟叙三宗”，“时五都才学，三教通人，星布义筵，云罗席，天子下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当尔之时，相顾无色。”[4]卷24《释慧乘传》，又参见《唐文拾遗》卷110373和《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由此奠定了唐初三家共存，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为使这一政策得以真正的落实，唐高祖又于武德九年（626）五月，再次下诏《沙汰佛道》。这一诏令虽在名义上是佛、道二教同在“沙汰”之列，但从诏令的具体内容上使人不难看出他是“沙汰”佛僧，扶持道教。诏令对于佛教的作用首先给予承认，认为释迦阐教，“宏宣胜业，修殖善根，开导愚迷，津梁品庶。”但接着诏令历陈佛教之弊：“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驱策畜产，聚集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近代已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筑崎岖，寺宇舛错，招来隐匿，诱纳奸邪。”“有亏崇敬之义。”从其所列佛教之弊来看，唐高祖显然深受傅奕的影响。但对于道教唐高祖却只是说：“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一句“驱驰世务，尤乖宗旨”便敷衍而过，两相对照其情感倾向昭然若揭。进行“沙汰”的目的，是以“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对于如何进行“沙汰”，高祖也提出了其具体的标准：“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且对全国寺观的数量也作出了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5]卷116这一规定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佛寺比道观多出一所，似有对佛教有所袒护的嫌疑，其实不然。那是因为佛教自隋朝之时起，其势力就已经相当强大，全国的佛寺与僧徒数量远远多于道观与道士数量，让佛寺的数量仅仅多出一所，实际上是对佛教的抑制，是对道教的袒护与扶持。如浏览器禁止访问，请换其他浏览器试试；如有异常请邮件反馈。 唐高祖之所以袒护道教，实行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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