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宗教政策 唐太宗李世民仍然实行唐高祖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对此佛教徒一直极为不满，不停地与道教徒进行激烈的辩论。当年唐高祖在国学大堂宣诏道先佛后时，秦王李世民“躬临位席，直视（释慧）乘面，目未曾，频降中使十数，教云：但述佛宗光敷帝德，一无所虑，既最末陈唱谛彻前通。”释慧乘听从了秦王的劝说，在其辩论中首赞帝德“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次述释宗，后以二难双征两教。－－－－－－黄巾李仲卿结舌无报，博士祭酒等，束体门。”当李渊问及“道大佛小”的问题时，释慧乘从时序上作了回答。并对“道”与“德”作了解说。并于贞观元年（627）释慧乘“奉为圣上于胜光寺起舍利塔，像设庄严，备诸神变，并建方等道场。”[4]卷24《释慧乘传》联想武德四年（621）法琳上《破邪论》时，首先将奏折呈给秦王李世民，种种迹象表明，唐太宗对佛教似有一定的情感倾向，至少可以说他与释慧乘、法琳私交甚好。但在其即位以后，情感不得不让位于政治。 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人辛站在道教的立场，以庄生《齐物论》思想向佛教徒提出四个问题进行诘难，慧净著《析疑论》作答，此后法琳在《析疑论》的基础上著《广析疑论》为之答辩。辛所提的四个问题是：“一音演说，各随类解，蠕动众生，皆有佛性。然则佛陀之与先觉，语从俗异；智慧之与般若，义本元同；习知觉若非胜因，念佛慧岂登妙果。”提出了“同”与“异”、“众生”与“佛陀”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玩空谈。”谈的仍然是“同”与“异”、“一”与“多”的问题；对此慧净回答的也非常明白。他列举了“逍遥一也，鹏不可齐乎万里；荣枯同也，椿菌不可齐乎八千。而况爝火之侔日月，浸溉之方时雨，宁有分同明润，而遂均其曜泽哉！至若山豪一其大小，彭殇均其寿夭”。第三个问题是：“诸行无常，触类缘起，复心有待，资气涉求，然则我净受于薰修，慧定成于缮。”提出了“常”与“无常”、“故”与“新”、“因”与“果”。第四个问题是：“续凫截鹤，庸讵真如，虫化蜂飞，何居弱丧？”[1]卷9049434对辛提出的四个问题，法琳概括为“大约两问”。即“佛性平等”与“群生各解”和“彼此之两难”与“元同之一门”，[1]卷9039426—9427是很有道理的。 在此辛提出了佛教理论思辩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有较深的思想性和思辩性。所以，这种在思辩理论上的辩难并没有使僧人那么恼火，反而受到佛教高僧的赞扬。慧净称赞其：“博究精微，旨瞻文华，惊心眩目，辩超炙，理跨联环，幽难勃以纵横，藻纷其骆驿，非夫哲王，谁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难与对。”[1]卷9049434法琳称赞其“词旨宏瞻，理致幽绝”。[1]卷9039426—9427由此使我们不难看出如下几个问题：一，到了贞观年间，佛、道二教之间的辩难已经不同于武德年间的那种“华夷之辩”与谩骂式的争辩，而是深入到对于宗教教义的理论探讨；二，从辛所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以及佛教大师对其所提问题的赞赏，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佛、道二教在教义上的某些相通性；三，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在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又已达到一个新的层面，其意义是重大的。,如遇到内容乱码错字顺序乱,请退出模式或畅读模式即可正常。 道教虽然受到李唐朝廷的袒护，但在教徒与道观数量及教义诸方面都比佛教大有逊色。面对这一现实，太宗不得不在贞观十一年（637）驾往洛州时再次颁布《令道士在僧前诏》，重申：“朕之本系，出于柱史，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此元（玄）化。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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