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官员职业风险上升，面临着问责追责的风险上升，低薪加深了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压力。政治地位的荣誉感和道义上的感召，在这样日常的经济压力面前会失去效力。长此以往也会极大损害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减损他们的公信力。比较那些变身为企业家的同僚们，收入相差几十倍甚至数百倍。

吴为又继续道，我们这代人刚好赶上低薪向高薪的过渡阶段，我有幸赶上了实行所谓年薪的时代，比较我那些过去的同事，如今一年或者两年的收入就相当于他们一辈子的收入。我如果没有年薪做支撑，日子自然会非常寒酸。这就是工薪阶层的命运。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背后隐藏着一些正当的行为，比如，规定好的业绩挂钩办法，到年底兑现的时候，上级发现业绩非常突出的个人和单位，如果按照原办法兑现，收入非常惊人，于是毁约，致使下属违法谋取利益。有些行贿者是为了企业或者单位的利益。有些地方官，为地方的繁荣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要远比企业家的贡献大得多，百姓生活在富足适宜的环境中也格外满意。由此我联想到，官员们的低薪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他们的贡献被人为的低估，结果回报率被过分压低，助长了违法牟利。

现在出现了反腐与保护人才、反腐与人身自由的尖锐矛盾。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如果反腐不当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倒退，反腐容易反到自家头上。迫切需要启动良性反腐，加强对反腐的智慧设计，纾解开这个超级纠结。公仆意识随着公仆转变为职业的公务人员，尊重公务职业本身的正当诉求。低薪已经不能反映他们的责任、付出、贡献和承担的风险。反腐要与保护他们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区别开来，才是良途。资本家变身为职业经理人，已经从剥削的道义压力下解放出来，官员们也应从的道义压力下解放出来。反腐也要解放思想。反腐要与保护人身自由、保护人才结合起来。

我们把过多地集中在官员的身上，无官不腐，其实，如今职场上几乎存在着无人不腐的现象。

亲耳听到吴为此论的张兴，感到吃惊，这样的法未免打击面也太大了，他知道吴为善于思考，才没有贸然打断，不由得又感到非常好奇。

吴为又道，我曾经研究过银行的内部控制。针对内部人作案，认为如果内部员工作案，一定是管理危机的表现，员工对银行没有忠诚感，为此提出三不主义，即努力使银行员工不想、不能、不敢作案。有人，银行员工天天经手流水般的金钱，难免不动心，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我用造币厂为例。按照经手钱财难免会发生案件的逻辑，提出造钱的机构发案的概率会更高。事实上，造币厂很少出现案件，道理很简单。那里实行的是严格的军事管制。假如对银行采取类似的管制，案件是消灭了，但这样会付出高昂的控制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军事管制下的工作，员工也将丧失人身自由。现在把三不主义用到反腐上也同样适用。让官员们不想、不能、不敢。官员们要效忠于自己所效力服务的组织，组织也不会亏待他们才行。他们自然不会违背组织的要求，对才会不动心，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组织要体谅他们的处境和要求。这就是我所的，官员们由传统意义的公仆已经变身转换为公务员，实行工薪制和任期制。在国家层面建立完善反法，并完善监督惩处机制，使他们不能、不敢。

修建大坝，人们都会以欣赏的眼光注意到那宏伟壮观的庞大体量，忽视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蚁穴效应，针对违章违纪的行为所建立起来的繁杂监督控制体系如此精巧却很难阻止人们的犯罪行为，事后反思，对于犯罪行为的细节几乎都被事先估计到从而在制度上做了防范安排，令人遗憾的还是不能阻止犯罪。原因在于，如今职场上的职业人所拥有的职业权力，具有内生性，也就是他从事那样的职业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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