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名流。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

“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一九四八年七月十ri，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二十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

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一九四九年二月一ri，国民党zhong yang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一零四”

号铁**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六千余桶；二ri，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三ri，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五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一百八十倍……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嬖铄，一月二十七ri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ri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正炙府招待所一一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和十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二月十一ri，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zheng fu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zheng fu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一一一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ri躲在宾馆的房里。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

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

“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se赤红，鼻际尚有微患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九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十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se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十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一九零二年，戴季陶人成都留ri预备学校，受老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一九零五年赴ri本，入师范学校，一九零七年入东京ri本大学法科。一九零九年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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