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红学研究的著述颇多，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考证》、、《曹雪芹家的籍贯》、、，此外胡适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信件。

胡适热爱《红楼梦》，可以说他有着深深的红楼情结。一九四九年他即将离开陆时，许多珍贵藏书顾不上带走，但却将甲成本《红楼梦》视若珍莹，催促周汝昌尽快还回以便带走，后来他从台湾到美国又将其远渡重洋带到美国。自一九二一年三月发表《红楼梦考证》

初稿，到一九六二年逝世，胡适终生关注、追踪红学研究，胡适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致金作明”，还是谈《红楼梦》的。无论是研究红学，还是研究胡适，都不可轻忽”胡适红学研究”的价值与地位。

禅宗研究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一九二六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祟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ri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1ri是有贡献的。

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ri本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ri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一九七四年ri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一九二六年八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水经注》研究一九四二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二十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jing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崖各自du li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威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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