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国事日蹙，胡适创办《独立评论》

1932年伊始，《中学生》杂志向鲁迅问曰：“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你将对他们说些什么？

鲁迅做出这样的回答：

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对中学生说要“争取言论的自由”，有些难为孩子，但鲁迅说出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及道义的选择。

其实，如前所述，早在两年之前，胡适就出版了《人权论集》，不仅要求言论自由，而且“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人权论集·序》）。是年7月15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报纸如何可以为民众说话》，批评国民党摧残言论。7月24日，又在社评《言论自由与立言之态度》中，明确指出“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是国民党政治上最大的失策，号召民众为言论之自由奋斗。胡适称之“中国新闻报纸以天津为第一”。

10月，胡适就言论自由发表谈话，提出：取消一切新闻检查机关，报纸新闻不得限制，党部宣传部对言论，可提出纠正或辩论，而不得以其他方式干涉。

1931年年底，胡适断然拒绝李石曾邀其在行政院任职的请求，在回信中说：

我所希望者，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

胡适以这样的诤言，回击一些别有用心者对他的诋诬，严守政治贞操，“爱惜羽毛”是也。

上面所述，对比鲁迅要中学生“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要深刻有力得多。可喜的是，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反对国民党“锢闭思想、干涉言论”之战中，没有太多的分歧，甚或结成了统一战线，相较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炮火更猛些。

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15日，早在1929年被**开除的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在南京军政部法司候审。胡适积极参与营救，不成，便请求当局将陈独秀案由军法司移交司法审判。营救期间，他特意在北京大学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充分肯定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甚至对他将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的实践，予以高度赞誉。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还没有哪位“革命文学”史家，有这样深刻的眼光。

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上，专门发表了傅斯年的《陈独秀案》，为陈氏辩解。指出陈独秀“背后无疑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白色的或赤色的”，要求当局“给他一个合法的公正的判决”。被鲁迅多次抨击的傅斯年，在文中还为**领袖李大钊的牺牲正名，说“他死在帝国主义与张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国民党‘清共’之前，然则他虽为**而死，也为国民党的事业而死”。是被害，而不是“就刑”。

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积极营救和褒奖，令狱中的陈独秀深为感动，是年的12月1日，他给胡适写了一封感谢信，最后说：

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信中借“不废江河万古流”句，赞扬了胡适的学识和人格操守，感慨自己的历尽沉浮沧桑、政治坎坷的命运，表达了对老友人生道路选择的由衷企慕。

胡适在当“王者师”的立场上，一直坚持在“山野”不参加政府的清流姿态。比如，1933年春，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曾多次力邀胡适“出山”，参加政府工作，其言辞恳切，态度谦恭。胡适不为所动，恪守诺言，予以回绝。表现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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