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坚持做“王者师”的思想领袖，意识到对国家民族肩负的历史责任。他在4月8日致汪精卫的信函中说：

与先生一同为国家服劳出力，无论谁人都应该感觉这是最荣幸的事。但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此函，符合他的为人处世态度，话语间混有谦冲客气，也并不掩饰自己发自肺腑的真话，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愿意做国家政府的“诤臣”“诤友”。有人借此攻击胡适骨子里与国民党站在同一政治立场，而忽略了胡适与国民党政府的心理距离和思想哲学上的深刻歧异。不要忘记，没过去多久的那场胡适发动的人权运动中，胡适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激烈对抗的风波。胡适不信任国民党政府也是事实。但悲剧是，正如《胡适传论》的作者胡明所说，“胡适所扮演的‘诤臣诤友’角色，无疑也是最典型、最纯正、最有风骨气节的（胡适常批评‘南京政府的大病在于文人无气节，无肩膀’）”。胡明在书中“举了一个实例”，说1934年2月5日，胡适与孙科有一次谈话。

胡适对国民党政府、领袖与群臣进行了批判和劝谏。其中说蒋介石一人专政，操纵一切，虽“人人皆认为不当，而无法可以使抗议发生效力……蒋介石赶来开中政会，他主席，精卫报告，全会无一人敢发言讨论，亦无一人敢反对”。胡适问道：“你们一班文治派何这样不中用？何不造作一种制度使人人得自由表示良心上的主张？”可见，胡适对国民党内的文人是鄙视的，对国民党也不存幻想。

1934年4月9日，胡适的日记载有：“近几个月来，《独立》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工作，夜间总是写文章到次晨三点钟。冬秀常常怪我，劝我早早停刊。我对她说：‘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做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分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

1936年1月9日，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重复了日记的内容，他对日渐消沉的老朋友说，自己所以努力工作于《独立》，“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其意自明。

《独立》者，《独立评论》之谓也。创刊时，正值淞沪战事结束，“上海停战协定”签订。

胡适重返北平。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二八淞沪战起，伪满洲国在日寇卵翼下成立。接着，1933年春，长城决战，热河沦陷，“塘沽协定”签订……

胡适悲愤地叹喟：“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

胡适的好朋友丁文江等，不甘当“饭桶”，他们能为国家出力的，唯有利用文学艺术，进行舆论动员。他们决定创办《独立评论》。后来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了创办《独立评论》的经过：

《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其实，在议论办《独立评论》时，胡适和丁文江并不主动，甚或有些犹豫。《新月》的黯然陨落，办《努力》周报的艰难，他们有太多的体会。当然，这办刊物的种种苦处，并未浇灭他们心中要为民众发声的火种，于是在蒋廷黻、翁文灏、任叔永、傅斯年等一干老朋友的推动和坚持下，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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