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16/17)

作品:《民国清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和丁文江为民众说话的良知、责任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接着,按办《努力》周报的旧例,每位社员每月按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出资,共筹集四千二百零五元,足以保证《独立评论》面世。

一直在胡适家担任《独立评论》编务、发行及校对的章希吕,在1936年3月23日日记中记有一详细基金总表。其中,出资最多的是顾湛然五百二十元,依次是胡适、任叔永各三百六十元,吴陶民三百四十元,最少的周眉生一百八十元。其中还有张奚若从《努力》借的五百七十五元,也划入《独立评论》。

在胡适等人悉心的筹备下,《独立评论》终于在1932年5月22日出版。

胡适为刊物写了《引言》,阐明其宗旨和方针:

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果然有人根据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思考的结果了,而且是批驳胡适的。有位叫申寿生的,在《独立评论》发表一篇挑战胡适的文章。一字不漏发表此文的编辑,正是被批评者胡适。胡适非但不介意申寿生出言尖刻不逊,还称他为“可爱的纯洁的青年”。过了一年,又是这位申寿生,再次写文章批评胡适关于学生运动的观点,说胡适这些观点,是“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此文又经胡适之手,发在《独立评论》上,并在“后记”中,写下这样一段令人感动的文字:

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

《独立评论》“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越办越好,胡适的“敬慎无所苟”的言论态度与办刊方针,深受读者喜爱。发行量“增加了一万”,这在当时算是极畅销的明星期刊了。

当时,同人刊物不少,鲁迅等人办的《莽原》诸杂志,大都是同人合办。而《独立评论》同人撰稿,不收稿费,在自己园地里说自己要说的话,既不肯迁就低级趣味,不肯滥用名词,又无麻醉性、刺激性和消遣性,这样的期刊为数不多,甚或独树一帜。

《独立评论》自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因卢沟桥事变、北平战事吃紧而停刊。据胡适自己统计,该刊共出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一千三百多篇文章,皆是自由发表政见,自如批评政治、政府为内容的檄文,社会反响很大,有口碑。胡适自称“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因为《独立评论》对政府当局有激烈尖锐的批评,曾在1936年12月,被宋哲元将军主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查封。胡适旋即利用新闻界表示抗议。以胡适的人望和社会影响,再加上各界人士的帮助,三个月后,《独立评论》复刊。

1952年,胡适在《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中说:

宋哲元在北方的时候,那时是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我新从国外归来,一到上海就看见报纸上说“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独立评论》封了”。这是因为我12月1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那时我也抗议,结果三个月后又恢复出版……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点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们自己去争取得来的。

《独立评论》所发表的文章中,第十一号丁文江的《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值得特别重视。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在国民党大肆“围剿”**的政治背景下,提出让**“有对于人民宣传他们信仰的机会,使他们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应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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