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其发展。尤其是随着唐朝政治的逐步稳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的扩大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使其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加具备了吸收消化异域思想文化的能力与条件。同时，来自天竺的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长期的碰撞、磨合、交往与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融摄与交融。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唐初正处在磨合、交往与交流的过程中，这也是唐太宗给予其合法地位的又一条原因。 唐太宗不仅给予佛教以合法地位，而且对于佛教还给予了相当关注。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唐太宗对于佛教是有其情感倾向的。不仅如此，他还兴佛寺，度僧尼，烧香拜佛，施舍财物。贞观元年（627）将唐高祖李渊旧宅后为通义宫改为尼寺。[7]卷48《议释教》下“寺”条贞观二年（628）五月十九日敕：“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已后，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式。”贞观三年（629）十二月一日诏：“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先后于汾州立宏济寺；于吕州立普济寺；于晋州立慈云寺；于邙山立昭觉寺；于水立等慈寺；于州立昭福寺等等。以上所列寺院并于贞观四年（630）五月建造毕。贞观五年（631）太子李承乾将颁政坊立为并光寺；贞观六年（632）将高祖旧宅观善坊立为天宫寺；贞观七年（633）将宁仁坊立为众香寺；贞观八年（634）为太穆皇后追福，将修德坊立为宏福寺；贞观中将延康坊立为西明寺；贞观二十二年（648）李治为文德皇后将晋昌坊立为慈恩寺等等。[7]卷48《议释教》下“寺”条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亲至宏福寺为其母太穆皇后追福，“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道。”[1]卷10129并在其《宏福寺施斋愿文》中自称：“菩萨戒弟子”，并说“惟以丹诚，归依三宝。谨于宏福道场，奉施斋供，并施净财，以充檀，用斯功德。”[1]卷10124追福施斋以后，唐太宗又对宏福寺众僧解释自己实行道先佛后政策的原因说：“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4]《集古今佛道论》卷丙如浏览器禁止访问，请换其他浏览器试试；如有异常请邮件反馈。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资助玄奘法师翻译佛经，更是“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最大的一件大事”，“唐太宗为他设立译场，集中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参加佛经的翻译工作。”[10]82—83高僧玄奘前往天竺求经，所经百余国，历时十七载，历尽磨难，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回到长安，二月六日在洛阳受到太宗召见，太宗与之谈论，对其赞叹不已，宠爱有加，几次劝其还俗出任宰相，都被玄奘婉言谢绝。于是下诏将其从天竺所取梵本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设译场于宏福寺进行翻译，并让房玄龄、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5]卷1915108—5109佛经译出之后，太宗亲自为其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并称玄奘为“法门领袖”。[1]卷10119—120在唐太宗给玄奘的诏书敕文中，字里行间充满着一种深厚的思想情感。 在唐太宗统治后期，尤其是在身患疾病时，他似乎更加崇信佛教，屡下剃度僧尼诏书。如在《度僧于天下诏》中说：“比因丧乱，僧徒减少，华台宝塔，窥户无人”，“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华夷，当处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1]卷566在对待佛教的政策方面，唐太宗与高祖时期相比也有变化。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因其疾病好转，则认为“岂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耶！”于是下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1]卷8104甚至唐太宗夜梦虞世南清晨醒来亦下诏：“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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