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斋五百僧，造佛像一躯。”在他有病期间，王玄策不知从何处带回一位自言二百岁的天竺僧人那罗迩娑婆，言其会造“延年之药”，太宗令其造之，并发使天下，采集奇药异石，“延年之药”炼成以后，太宗服之，不仅未能延年，反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死于痢疾。 总的来说，唐太宗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宗教徒，无论是他对于道教的护持，还是对于佛教的情感倾斜，其根本的中心轴还是其李唐王朝的巩固与安定。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贬萧手诏》中所说的那一番话：“至于佛教，非意所尊。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沙门，倾帑藏以给僧，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1]卷897这就是一代圣者贤君的宗教政策！ 三高宗李治的宗教政策 高宗统治时期，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继承了唐太宗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只是在其前期与后期稍有一些差别。在前期，高宗对佛教关注的多一些，而后期则更为强调道教的地位。 对于高宗在宗教政策上的这一变化，学人各有不同看法，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对于有的学者以先入为主而不顾一般地历史事实，而认为更为具体的原因就是高宗皇帝“为了利用道教徒阻止武则天篡位”有关，且举出诸多方面的例证来加以分析说明：一是乾封元年（666）二月，高宗东封泰山之后，南到曲阜，西行至亳县，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改亳县为仙源县；二是上元元年（674）十二月诏命“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三是尊礼道士，追封王知远，拜访王知远的弟子潘师正；四是《改元弘道大赦诏》的内容与宣诏地点，由原来的“则天门”举行宣诏大典，临时改在“贞观殿”等等。言之凿凿，颇有一番道理。但对此我们则不敢苟同。限于篇幅和我们论题的范围，在此不再展开争辩。[11] 高宗前期对佛教关注较多，与其为太子时就与佛教徒有较多的交往有关。高宗为太子时，与高僧慧净等人就多有接触，参与他们论经驳难，且与慧净常有书信往来。当普光寺建成之后，太子李治就请慧净任普光寺主持；为此慧净给太子写信，说自己身体不好，“至于提顿纲维，由来未悟；整齐僧众，素所不闲”。太子李治又给慧净回信说：“法师昔在俗缘，门称通德，飞缨东序，鸣玉上庠。故得垂裕后昆，传芳犹子。尝以诗称三百，不离苦空，曲礼三千，未免生灭。故发宏誓愿，向菩提。落彼两髦，披兹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广说略说之文，十诵僧祗，八部般若，天亲无著之论，法门句义之谈，皆剖判胸怀，激扬清浊。至于光临讲座，开置法筵，精义入神，随类俱解。写悬河之辩，动连环之辞。”[4]卷3《慧净传》可见太子李治对于佛教教义有一定的理解，并非是一般的盲从。经过多次的书信往来，慧净答应了太子的请求。于是太子李治又告谕普光寺的僧众说：“皇帝以神设教，利益群生，故普建仁祠，绍隆正觉。”“名器之间，岂容虚立，然僧徒结集，须有纲纪。询诸大众，罕值其人，积日搜扬，颇有签议，咸云纪国寺上座慧净，自性清净，本来有之。”慧净法师不仅对于佛教的“龙宫宝藏，象力尊经，皆挺自生知，无师独悟；岂止四谛一乘之说，七处八会之谈，要其指归，得其真趣”。而且对于“涤除玄览，老氏之至言，洁静精微，宣尼之妙义，莫不穷理尽性，寻根讨源。”[1]卷11135由此可见，慧净是一位出入儒、释、道的佛教大师。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可知其交往非浅。 高宗在为太子时，还与唐朝另一著名大师玄奘过往甚密。玄奘法师去西域取经回国后，受到唐太宗的隆重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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